在梁启**等的倡导下,学术界出现了研究谱牒 的热潮,北京图书馆致函社会各界广征家谱。(1945年杨殿殉撰《中国家谱学通论》就是利用馆藏家谱撰写的研究论文。)1931年南京国学图书馆馆长 柳治徵撰《族谱研究举例》一文可视为对梁文的呼应,该文中有将太仓王氏与武进庄氏比较,分析人口的数量与增殖的例子,开了利用家谱资料进行 人口问题研究的先例。利用谱牒资料对人口问题进行研究的学者还有潭其骧,其着《湖南人由来考》系根据氏族谱系资料对湖南7个县的人口来源作了 考证。*以前在谱学研究领域颇有建树的学者有潘光旦、罗香林等人。潘光旦从1929年发表**篇论文《中国家谱学略史》以后,数年间陆续发表 了《家谱与宗法》、《家谱还有些什么意义》、《说家谱作法》等论文,还就遗传与人才的问题进行研究,发表了《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中国 伶人血缘之研究》、《人文选择与*民族》、《近代苏州的人才》等;罗香林30年代起就重视家谱研究,1971年在中国香港出版的《中国族谱研究》论 文集,大多为早年的研究成果。他们的研究对谱学理论的普及与发展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三十年代中国学术界对家谱研究的热情是由史学领 域的变革引起的。近代史学的显着特征是打破了以往以政治史为中心的史学研究传统,将史学研究转为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关注。新史家们认为,“欲 知历史真相,决不能单看台面上几个大人物几桩大事件便算完结,重要的是看见全个社会的活动变化。”(梁启**语)史学研究的发展,必然要求突破 仅从正史中寻找史料的传统局限,拓展史料收集的范围。因此这一时期的史学家们特别重视新史料的发现,包括地下发掘的考古资料和异域发现的史 料记载都是他们关注和搜集的目标。家谱作为在家族内部编撰的、不公开发行的史籍,又具有**的社会史研究的史料价值,理所当然地引起了 学者们的兴趣。史学观念的更新与史料范围的扩展是引发谱学研究的直接原因。 由于战乱等原因,*前的谱学研究展开得并不充分。其中谱牒 资料的缺乏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在不得轻易示人的祖规家训的警戒厂,家谱资料的搜集比较困难,以北京图书馆为例,从1928年到1945年总共收集到 家谱247种,仅占馆藏的十分之一。大图书馆尚且如此,一般研究机构要获得研究资料的难度更是可想而知了。 三 、解放以后,家谱作为封建残 余受到人们的唾弃,对家谱的研究也理所当然地停顿下来。60年代出于对封建族权的批判,有人写了《封建家谱谈》,这是至今所见祖国大陆解放到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间一的一篇关于家谱的论文,家谱研究基本处于空白状态。但作为家谱的搜集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土地改革、批判封建 宗族,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使藏于深阁的家谱被作为封建残余扫地出门,从上海图书馆成为全国收藏家谱原件较多的图书馆来看,其家谱有许多来自造 纸厂回收的废纸堆。这种情况也见于其他图书馆,比如北京图书馆,解放初统计为353种,到1985年清点馆藏已有2228种,大多为土改时期和文革时期 所得。正是有识之士对这批历史遗产的保存,才为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资料基础。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认识到中 国的传统文化是个宝藏,值得好好发掘。海外华人的寻根意识及对家谱文化的重视则对祖国大陆家谱研究的开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中国与世界 的沟通日益加强的文化背景下,中国家谱研究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